思考题
1.商、周和战国时代各有哪些文学成就？
2.先秦文学有哪些主要特点？
一.先秦文学的时间断限和主要样式
　　这里所说的先秦文学，是指从远古时代到秦代建立之前的文学。这个历史时期包括原始社会、夏、商、周和春秋、战国几个阶段，文学的样式有神话、诗歌和散文。
二.先秦文学的发展过程
　　我国在夏朝以前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学有歌谣和神话，它们都是集体的口头创作。由于当时文字还没有正式出现，这些作品都是后人根据传说记录下来的。
　　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禹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文明时代。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夏朝已有文字。既然有了文字，就会用来记事。《尚书》中的《夏书》和其它先秦典籍中都有关于夏代史事的记载，它们虽说是后人根据传说整理而成的，但在夏朝当时，有一些相应的文字记载，应当是可能的。这些记载就是古代散文的萌芽。夏朝也有诗歌，保留至今的，有早期的歌谣《候人歌》和夏桀时的民谣。另外，夏朝的乐舞也很发达，战国时还在流行的《九歌》与《九辩》，相传就是夏启时代传下来的。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朝取代了夏朝的统治。商朝的文化已相当发达。至今人们已从考古发掘中见到不少商朝的文字记载，这就是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甲骨卜辞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商朝人非常迷信，商王的日常生活和国家大事都要向鬼神问卜。卜辞中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的预测天气，有的祈求丰年，有的记载农业生产和渔猎，更多的是记载政治和军事的重大事件。这些记载都很简单，最长的也不过上百字，但已按照一定的文法规则组织起来，能够清楚准确地交代一件事情。还有的卜辞写出对事情的推测，带有一定的语气，例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北来雨？（《卜辞通纂》第三七五片）
　　这本是一次卜雨的记录，但其中对雨来的方向作了推测，构成反问语气和排比句式，体现了记录者组织文句的技巧。还有的卜辞记载了较为复杂的事件：
　　癸巳卜，贞，旬无？王曰：乃兹亦有，若偁。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甾车，马硪，驭王车，子史亦坠。（《卜辞通纂》第七三五片）
　　商王在癸巳日用龟占卜，显示无祸，然后又占筮，显示有祸。第二天去打猎，小臣驾车，马出了问题，殃及王车，子史也从车上摔下来。这段短短的文字，记事已较为复杂，有事前的两种预测及不同结果，有后来的应验，可以称之为比较完整曲折的叙事文字。
　　商代的另一类文字记载是钟鼎彝器铭文。商代的青铜制作技术非常先进，至今已有不少铜器出土，一些铜器上带有文字。商代的铜器铭文一般都比较简短，往往只有几个字。最长的也不过数十字，内容涉及征伐、祭祀和赏赐。例如《小臣邑斚铭》：
癸巳，王易小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彝。惟王六祀，彡日，在三月。
　　只是简单地记下了作器的缘由和时间。商代的铜器铭文，大都这样简略。 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之所以简略，主要还是由于在甲骨和铜器上作字的困难。实际上，商代的文字表达水平比这些记载还要更发达。《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些册和典保留至今的，有《尚书》中的《商书》。《商书》虽经过后人的增损，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文章特点。总起来看，《商书》文章的内容已很丰富，其中叙述了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更表达了有时代特色的思想，例如“恪谨天命”等等。文中还善于从不同角度来讲道理，文辞虽然质朴，但也运用了一些形象化的譬喻，有了一些文学色彩。这种文章与商代人的思维能力和文化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
　　能够反映商代文学发展水平的还有《周易》中的《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当时卜筮所用的文字。传说伏羲作八卦，文王演《周易》。产生于战国时代的《易传》也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乎，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如果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那么其中多数《卦辞》和《爻辞》的产生时代就可能更早。从它们的内容来看，有的卦爻辞记载了商朝的历史，其它部分则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从散文发展的角度来看，卦爻辞比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们虽然都很简短，但又精练生动，富于形象性。例如：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大壮•上六》）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睽•上九》）
　　前者写公羊撞到篱笆上，进退不得的窘态；后者写旅人在路上所见到的抢亲的场面，都写得生动风趣，使具体的生活情景如在目前。有的段落用了一些形容词，如《屯•上六》：“乘马斑如，泣血涟如”；《颐•六四》：“虎视眈眈，其欲遂遂”，都很精练传神。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不同的是，卦爻辞中往往通过某种生活现象阐发道理，例如：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大过•九二》）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井•九三》）
　　 前一段说明了一种生活道理，后一段表达了一种政治见解，都给人一定启发。而且前一段用了比拟手法，后一段以生活现象起兴，使道理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另外，卦爻辞的语言韵散相间，有时还运用对偶句，句式简短，变化灵活。如《艮•卦辞》：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
　　既用韵语，又用偶句，三字句与四字句错综变化，颇具声韵之美。卦爻辞这种以形象包含哲理而又协韵易读的特点，成为《老》、《庄》一类散文的先河。还有的卦爻辞具有诗歌的特点，如《中孚•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以鹤鸣于树阴起兴，表达愿与对方共饮的愿望，无论其表现手法还是语言形式，都很像《诗经》中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商代诗歌的发展水平。商代的统治时间很长，几百年间，应当有不少的诗歌，但可惜这些作品几乎全都散失了。
　　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商朝被周武王推翻。西周代商，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周人从商朝的灭亡中总结了经验教训。他们也迷信天命鬼神，但更强调“天命靡常”，重视敬天保民，重视人的作用。他们建立起比商代更加完备的典章制度，大规模地制礼作乐，史官的设置也更加完善。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变革日趋激烈，礼坏乐崩，被官方垄断的文化开始向下层传播。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思想的活跃，而且为私人著述创造了条件。
　　在上述文化背景下，历史散文空前地发展起来。《尚书》中的《周书》在记言记事方面都有了突出的进展，显示了古代散文在日益成熟。《周书》之外，诸侯国也各有国史。至今我们见到的《春秋》就是鲁国的国史。史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文。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可见文采是史官文化的重要特征。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里的“文”，主要是指礼乐典章之盛，同时也包含着重视辞令文采的意义，辞令文采正是典章之美的体现。《左传》和《国语》中的文章，其辞采之富、文章之美，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而且成为后人的典范。它们的成就，也正是那个重文的时代的产物。周代极重礼乐，诗作为乐的一部分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保留至今的《诗经》是周代乐官搜集和编定的乐歌，其中包括从周初至春秋中叶来自各个不同要区的作品。它们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礼仪的场合，学诗、用诗是各级贵族的必要修养。《诗经》成为我国诗歌史上辉煌的第一页。
　　周朝的统治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名存实亡。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期。这一时期，封建制度在各诸侯国先后建立起来。各国统治者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财富，大力进行兼并战争；为了保全自己，削弱和兼并他人，又展开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华夏民族就在这种大混乱、大变革中走向统一。
　　这一时期也是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其突出表现是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在百家争鸣中出现了丰富多彩的诸子散文。与此同时，历史散文的成就也非常引人注目。《左传》和《国语》的基本内容虽然是战国以前的史料，但它们的成书都在战国时期，而《战国策》的出现，更是把历史散文推向了新的高峰。《战国策》主要记载当时谋臣策士的言行，此书文辞生动，横肆辩丽，一直作为战国散文的代表而受到后人的推崇。
　　战国时代，礼坏乐崩，诗歌创作在北方归于沉寂。而在南方的楚地，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楚辞。楚辞的出现，不仅给战国诗坛增添了异彩，而且直接开创了我国的浪漫主义诗歌，对后代的文学影响极其深远。
　　战国文学是先秦文学的一个高潮，它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阶段。
三.先秦文学的基本特征
1.应用性与现实性
　　先秦文学尚处在文学的初起阶段，这一时期，文学还没有同学术及其它艺术形式完全分离，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而是带有很强的应用性。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尽管不乏文采，但仍属于应用文体，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还有差别。即便是《诗经》，在当时也主要用于各种礼仪和外交的场合，发挥着宗教、政治、交际、教育等功能。正是由于这一点，先秦文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作品的内容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其中总是大胆地表现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种种看法与感受，从来不回避现实问题。即使像《庄子》和楚辞那种富于浪漫想象的作品，也无不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切关注。
2.独创性与典范性
　　先秦文学带有初创期的特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式可循，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束缚创作的框框，不同的作者都力图在作品中自由地表现自己，作品带有鲜明的个性和独创性。不同的体式和风格互相争奇斗妍，各放异彩。在诗歌领域，《诗经》与楚辞风格迥异，《诗》中的《风》、《雅》、《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九歌》和《九辩》也各异其趣。在散文领域，《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各种诸子散文都特色鲜明，各不相袭。正是由于先秦文学的独创性，它成了后代文学的典范被人们所称道和取法。后人不仅奉《诗经》为经典，而且还有“文必先秦”、“文体皆备于战国”和楚辞“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说法。
3.鲜明的地域特征
　　先秦时期，统一的华夏文化逐渐形成，但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仍然存在。先秦文学带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诗经》和儒家、墨家、法家的散文，产生于北方，表现了北方人民重实际而轻冥想的特点。屈原和宋玉的作品，想象丰富，文辞华丽，则是南方楚文化的产物。而《庄子》的奇思遐想，除了受楚文化的影响，又与齐地有关海洋的传说有关。同是北方的文学，也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面貌不同，例如《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的差别。早在汉代，班固就已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所论及。秦汉统一之后，文学中的这种地域差异便渐趋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