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指出了歌德在政治上的软弱性、矛盾性和局限性。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 当我们换一种角度, 从文化史的眼光, 从人摆脱宗教神性的束缚而追寻自我解放和发展的角度看, 歌德身上的这种多重性、矛盾性又恰恰是他为摆脱精神束缚, 追求人生的多重体验, 追求自我人格全面发展, 追求人性自由的必然结果。歌德不是一个阶级论者, 而只是一个人性论者。这种人性论观念从文化史的发展角度看, 是文艺复兴式人的解放、个性自由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体现着18世纪的理性启蒙精神, 因此, 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进步的和有积极意义的。笔者以为, 恰恰是歌德对人性的这种多重理解, 对自我人格之全面性的追求, 显示了他在“人”的观念的理解上对但丁、莎士比亚与卢梭等前辈作家的超越。
　　歌德同时代诗人伟兰认为, 歌德“是人性中之至人, ”还说, “歌德之所以常被人误解, 因为很少人能够有概念了解如此这么一个人。”③那么, 何以是“人性中之至人”呢? 德国传记作家比学斯基解释说,伟兰的“人性中之至人”指的是歌德“人性之完全”; “歌德从一切的人性中皆禀赋得一分, 是人类之最人性的??所以, 曾经接近过他的人都说, 从未见过这样完全的人。”④拿破仑也称歌德是“一个真正的人”。⑤笔者觉得歌德之所以能成为人性发展上的“完全的人”和“真正的人”, 就是因为他能够独立地依据他所理解的“人”和人生题旨去生活, 其间, 既要挣脱宗教规范的约束, 也要摆脱世俗生活本身的束缚, 体验世俗生活的欢乐与悲苦, 浸泡在庸俗乃至“鄙俗”之中, 据此体味多姿多彩的新的人生体验:
　　 歌德青年时期参与狂飙突进运动, 狂热地追求情感自由与个性解放。1775 年歌德脱离狂飙突进运动, 在魏玛公国当上枢密院顾问和部长, 主管公国的文化教育、财政经济、军事、林业, 1782年又被任命为宰相。1786年, 歌德化名为画家缪勒来到意大利。两年中, 他遍游意大利名城, 如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罗马等地, 欣赏并钻研古代罗马和文艺复兴时的艺术。也是在1775年—1786 年这10 年魏玛的官场生活中, 歌德开始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对解剖学、矿物学、骨学、光学、色彩学、植物学、地球形成等都有广泛研究。根据这些研究, 日后他出版过《植物变态学》、《色彩学》等自然科学著作。他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形成的进化论思想, 曾使达尔文承认歌德是他的学说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