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罗马的法治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看，虽然希腊人创造了“法治政府”，但是他们没有更进一步地制定法律。在希腊的许多小城邦国家里，法律在很大范围内仍然是非成文法，而罗马人则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这改进，罗马的法官和法学家在短短几个世纪时间里建立起一个经过精心推敲的法律体系，包括私法，确立了西方社会法治文化的基础。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罗马由于其军事征服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作为罗马国家就不得不让所有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但人们生活在一起难免有争端的发生，而解决这些争端仅仅使用罗马原来的法律——罗马民法和“12铜表法”（注解），这些法律仅仅是不成文的习惯法，而且仅仅是由贵族做出法律解释——就不灵了。因为外邦人无法掌握罗马民法的规定和程序，他们常常是败诉者，这就需要调整罗马的法律。公元前242年以后，罗马人创造了“外事行政长官”，负责处理解决那些无法归属传统民法管理范围之内的争端。以后又逐步进行补充，使得罗马的法律发生了新的变化，通用的法律被罗马人发明了。

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受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注解）的影响，认为人类拥有相同的人性，可以组成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社会关系准则都隶属于唯一的“自然法则”，每个城邦国家的人为法律只是对这个自然法的模仿。罗马思想家西塞罗也曾经说过，有一个真法，它遍布于一切生命之中，这个法无论是在雅典、在罗马、在今天、在明天都不会改变，它是唯一的和相同的、永恒的和持久不变的。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罗马法官们创造性地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1世纪末，来自数百位的学者持续三个半世纪的工作，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形成了新的罗马民法。到6世纪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注解）时期达到顶峰。

罗马人不仅制定通用的法律，更重要的是罗马人还确立了 私法。私法是对私有财产认定的法律。有了这种法律，法官可以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来确认“你的东西和他的东西”的界限和区别，使得每个人都会有或者得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由于一个人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所有物，因此，如果他的财产与别人的财产有所区别而且保持这种区别，那么他的存在与他人的存在也就保持某种区别。一些学者指出，“由于发明了私法，罗马人创造了人类个体”。罗马法因而成为“西方人文主义”（注解）的源流。

罗马人的这一发明影响了教育家对人的认识。西塞罗在《论义务》中指出，任何人都有人性，人性是所有人共有的特性，不过每个人又另有自己独有的个性，它使得这个人在生活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

总之，正是古罗马在法治文化方面的进步最终使得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法律不仅保护人的权利，也对人与人之间进行区分。罗马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确立了这种人与人区分的基础，也为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