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学，寺子屋，福泽谕吉，文部省，《教育敕语》……这些富有日本特色的词语代表了日本教育发展的特色，每一个词语的背后也都蕴含着深厚的教育含义，本节主要对日本近代教育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研究。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几千个小岛组成。从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日本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教育体系。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主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的转折点。日本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 “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全面学习西方，实行了包括教育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一、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教育
明治维新以前的260多年，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江户时代或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是指以武将为领导的，独立于日本天皇之外的最高权力机关。17世纪，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日本由德川家族所建立的幕府统治着，天皇完全处于幕府的控制之下。在地方，日本的封建主称“大名”，他们的领地称为“藩”。在幕府和藩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日本也相应在形成一种独特的崇尚勇武、坚忍、重名轻死的“武士道精神”和信佛敬祖、严守礼法的“神道教精神”，对日本政治、思想文化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思想文化渊源
在日本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日本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文化主要有中国的儒学、日本的国学（和学）和西方的兰学。
江户时期，幕府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对精神支柱天皇的效忠，日本非常崇尚中国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中国宋朝朱熹的朱子学。日本人吸收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和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构成了日本封建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不过，日本人将中国的儒学加以改进，更重视于“忠”、“勇”，而不是“仁”、“孝”。
这一时期，在日本思想文化领域中，日本本土所形成的“国学”也逐步得到发展。它提倡日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大和魂与日本的神道精神结合在一起，成为神化和维护天皇统治的思想工具。
此外，随着西方天主教的传人，西方的文化思想也开始向日本渗透。为了防止欧洲殖民势力和文化思想的入侵，最初，日本采取了“锁国”的政策，反对一切西方宗教和文化思想。后来，又采取区别对待的禁“洋教”，不禁“洋学”的政策，只通过荷兰人了解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知识。因此，西方文化在当时也被称为“兰学”。“兰学”的传入，对于19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反封建的启蒙思想有直接的影响。当然，在外来文化影响中，印度佛教在日本文化的发展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教育机构
江户时期，日本的具有等级特点的教育机构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1.幕府直辖的学校。主要有昌平坂学问所、和学讲习所、开成所及医学所等。其中，1631年成立的昌平坂学问所是最重要的儒学传播的中心。它设有祭祀孔子的圣堂，重视学校研究，许多藩校的教师都来自于该校。和学讲习所是传授日本国学的中心。开成所是传授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和西方语言的中心。医学所主要教授荷兰医学。
2.藩学。藩学一般设在地方封建主“大名”的领地上，以培养藩国的武士为目的。藩学的教学内容最初是以教授汉学书籍为主，同时教以习武。1715年以后，逐渐增加了近代科学知识的内容，如数学、医学、航海和军事技术、西方语言等。也有的藩学重视日本的国学和日本历史的研究。
3.民众的教育机构，包括乡学、私塾、寺子屋等学校。乡学分为大名的亲族或家庭为自己的子女开办的学校和庶民在乡村中设立的学校两种。前一种类似于藩学，后一种类似于寺子屋。私塾是由学者个人收徒授业的，有的以传授一家之说而闻名。寺子屋在慕府初期受佛教的影响多设在寺院。后来随着民众对文化需求的强烈，设在寺院以外的寺子屋逐渐增多。到明治维新前夕，已发展到2万多所。寺子屋的开办人最初多为僧侣，后来一些武士、医生和平民也加入了进去。寺子屋的学生称“寺子”，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以平民子弟最多。学习的科目主要是读、写、算和诵读佛经等。寺子屋作为一种初级的教育机构，具有广泛的大众性，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初等教育的普及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福泽谕吉
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封建社会趋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反对封建制度、主张学习西方以自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1834－1901）曾研究过汉学、兰学，并于1860－1867年间三次去过欧美，深受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他强烈批评日本封建制度和文化的落后性，反对儒学和汉学的陈腐，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同时，在社会问题上，主张日本发展工商业，实行社会改革。他认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缺乏独立性和数理知识。因此，他一生积极从事宣传新思想和培养新人的教育活动。在教育上，福泽谕吉特别重视个人独立性的养成，主张“以一身之独立，求一国之独立”。他强调，学校教育“不是传授知识的，而是开发人类天资的场所”。1858年，他创立的“兰学塾”（1868年改为庆应义塾）强调独立精神的培养，重视数理之学研究，为明治维新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福泽谕吉也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认为学校教育不重视家庭教育，犹如“枯木求花”。此外，福泽谕吉还积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著作和译著达数十卷。主要著作有《劝学篇》（1872～1876）、《文明论之概略》（1875）、《文明教育论》（18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