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人物正是裴斯泰洛齐，低头沉思？抑或是回顾往昔。回顾他的一生，始终走在教育实践的最前沿，亲临教学一线，他是近代教育中为数不多的教育实践家之一。都有哪里留下了他的教育足迹呢？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裴斯泰洛齐（1746－1827）出生在瑞士苏黎世一个医生的家庭，5岁时父亲病故，他和兄弟、姐姐从小在母亲和一女仆的照顾下生活。9岁时裴斯泰洛齐开始上学，但由于他发育不良，性格内向，学校生活带给他更多的是孤独和寂寞。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是在农村外祖母家生活的时期。当时瑞士的农村正处于由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的时期，广大农民遭受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过着贫困悲惨的生活。这在裴斯泰洛齐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农民生活的贫困，富人子弟的尽情享乐，使他产生了对穷人的深切同情。从此，“消除苦难的根源”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裴斯泰洛齐生活的时代正是瑞士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旧的农业经济在逐步解体，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当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也影响了瑞士，上大学的裴斯泰洛齐接触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成了卢梭政治和教育思想的崇拜者。在学校里，他和一些朋友参加了一个进步的“爱国者”的组织。由于宣传社会改良思想，这个组织被取消，裴斯泰洛齐也被迫中断了学业。从此，裴斯泰洛齐走向社会，开始了新的生活。
1768年，他在苏黎士附近的“新庄”建立了一个试验农场，试图帮助农民改善生活，由于管理不善试验失败了。但失败却使他找到了适合他的工作，在抚养自己儿子的过程中，裴斯泰洛齐开始了最初的教育工作。他决心按照卢梭的方法教育孩子，但发现其中有一些缺点。于是，他按照自己对儿童及教育方式的理解，做了观察记录，并记下了“教育3岁孩子的日记”。同时，他也开始关注其他孩子的教育问题，特别是贫困儿童的教育问题。
1774年，裴斯泰洛齐又在“新庄”办起了一所孤儿院，收留了50个5－10岁的孤儿和流浪儿。他开办这所孤儿院的初衷是，一方面先让这些孩子有个安身之地，更主要的是要他们一边学一些知识，一边从事一些劳动，教给他们从事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技能，以便将来能够独立生活，免受贫困与饥饿。裴斯泰洛齐为孩子提供衣食，教给他们读、写、算等基本知识，并让孩子们通过纺纱、织布等手工劳动，获得生活的技能。从当时来看，这个机构既不像工厂，也不像学校，而是一个把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充满亲情的大家庭。裴斯泰洛齐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把一切献给了孩子。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裴斯泰洛齐说，我与他们在贫穷中同甘共苦，我自己生活得像个乞丐，为的是教乞丐生活得像一个人。后来，由于孤儿院人数剧增，经费出现问题，到1780年，孤儿院停办了。
从此，裴斯泰洛齐开始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集中精力从事著述。1781年，他以所熟悉的乡村教育生活为素材，写下了他的第一部教育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全书从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提出人类进步的根源在于通过教育发展人的内在力量，通过立法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这部著作问世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受到人们的重视。
1792年，法国立法会议决定授予裴斯泰洛齐以“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称号。裴斯泰洛齐以此而感到自豪。
1798年，受瑞士政府的委托，裴斯泰洛齐在斯坦茨建立了一所孤儿院，收留了80个5－10岁的儿童。在一位女仆的帮助下，他日夜操劳，负责儿童的生活和教育。他与儿童生活、劳动、学习在一起，建立了父子般的友情。在教育中，裴斯泰洛齐注意对儿童进行家庭化的爱的教育，并根据儿童的特点进行智力、道德和体力的教育。在教育中，裴斯泰洛齐还进行了初等简化教育方法的研究和实验，以改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尽管在斯坦茨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由于战争的原因，孤儿院又要改作军医院，裴斯泰洛齐的工作又中断了。
1799年，裴斯泰洛齐在布格多夫的幼儿学校任教，继续进行教学方法的研究。第二年，他又担任布格多夫学院的领导工作。在这期间，他写下了《葛笃德怎样教育子女》一书，试图研究出一种简便的方法，不仅使每一家庭的主妇都能掌握，而且还能改进初等学校的教学工作，这些思想构成了要素教育论的基础。1805年，布格多夫学院迁到伊佛东，改为伊佛东学院。此后，这所学校存在了20多年，在欧洲享有盛名，使得许多教育家和学者先后来这里进行学术访问、参观，一些富人子弟也纷纷前来就学。后来学校由于管理出现问题，于1825年关闭，1827年，裴斯泰洛齐留下最后一部著作《天鹅之歌》而去世。
从他的全部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裴斯泰洛齐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人道的社会政治观点。他怀着的善良心愿，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当时瑞士的社会矛盾，企图通过改良主义的途径，帮助贫苦农民摆脱悲惨处境。他并不理解产生这种状况的真正原因，以为只是由于缺乏教育，生产能力很低，不会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劳动所致。因此，他认为一方面必须从教育入手，普遍提高人民的智力和教育水平，帮助农民改进耕作方法，提高农业生产技能，进而提高农业生产，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还有劝说开明地主、官吏、乃至最高的统治者，要他们同情劳动人民，愿意从各个方面帮助农民，改善生活条件，使之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他之所以重视劳动教育、重视家庭化的爱的教育、重视劳动农民的教育并强调以“爱”相待，都受他的这一社会政治观点支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