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时，传统伦理观念受到新兴社会意识的挑战，人们撕去了笼罩在国家与人际关系方面的礼的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崇实尚利的价值观盛行于一时。在《战国策》中，人们可以看到，名利思想正在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原动力。书中有不少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为获取富贵利禄而不择手段，顽强进取，甚至置传统道德信念于不顾。作者对此津津乐道，大力宣扬，特别赞赏那种忍辱发奋以成就功名的思想和行为，主张为成就“终身之名”、“累世之功”而不顾“小节”、“小耻”，突出反映了新兴士阶层的人生追求。

参见教学内容。

《战国策》中的说辞纵横驰骋，辩丽恣肆而又浅显生动，富于形象性。战国游士在游说人主时，已不再讲究谦恭文雅的风度，也很少用道德礼义去说服人。为了打动人心，往往无所顾忌地分析形势，指陈利害，甚至不惜张大其辞，危言耸听。《战国策》的辞令词藻富丽，准确传神，句式错综变化。文中常常综合运用铺陈、排比及夸张、比喻等手法，造成淋漓酣畅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战国策》中还有很多寓言故事，生动浅俗，增强了说服力。

《战国策》中所记，多为权谋之士出奇智谋异策，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事迹，作者又往往着意渲染，因此，奇异曲折的情节与恢奇卓异的人物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作品带有传奇色彩。

先秦历史散文奠定了古代史传散文的传统。史家用记载史实的方式总结历史经验，表达思想见解，他们或在叙事中寄寓褒贬爱憎，或敢于秉笔直书，这种以史见志的精神被后代史传文学作家发扬光大。
　　先秦历史散文是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源头。先秦历史散文的丰富内容，更是成为后代小说、戏曲取材的宝库。
　　先秦历史散文的风格、语言和写作技巧，也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的典范。

参见作品分析。

参见作品分析。

参见教学内容。

（1）关注现实，崇尚理性。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向人们提出了各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春秋以来思想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材料，提高了人们的思辨能力，同时也极大地动摇了商周时期的天命神权观念。产生于这种背景下的战国散文热切地关注现实生活，表现出强烈的理性精神。
　　 （2）鲜明地体现了士的独立人格，由此又形成了作品的不同风格。
在百家争鸣中，人们打破了对统治者和传统观念的迷信，敢于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无所顾忌地发表见解，“人人自以为道德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文史通义·原道》）。在作者面前，没有不可逾越的禁区，没有不可触及的权威。他们为建立和宣扬自己的学说，展开了恢宏大胆的议论。
　　 （3）注重形象，富于情感。作者无论是讲学论道，还是与人论争，都力求浅显生动。他们往往从具体的生活现象出发，取譬设喻，寓道理于形象之中。作者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去评说是非，表达对生活的认识。他们的喜怒哀乐时时跳荡在字里行间。

参见教学内容。

 （1）《论语》是语录体散文集。其特点是浅显生动，言简意赅。
　　 （2）善于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
　　 （3）《论语》中运用了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
　　 （4）《论语》在记言的同时，还记录了一些生活片段，具有简单的情节和场面。
　　 （5）《论语》还善于在记言记事中表现人物个性，书中生动刻画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

由于《墨子》出自众手，并且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成书过程，因此书中的文章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墨家“尚用”、“尚质”，反对繁文缛节。他们的文章重视实用，不求文采，风格平实质朴。墨家还提出以“三表”作为立言的依据。《墨子》的文章往往运用上述标准反复征引论证，充分展开说理。墨家又很讲究形式逻辑，重视论辩技巧。他们善于从具体的生活现象和历史事实出发，由小到大，层层类比，进行推理论证。《墨子》中也有很多比喻，在《墨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比喻向寓言过渡的痕迹。

参见参见教学内容。

《老子》仍属于广义的语录体。但与《论语》不同的是，它经过了较为严格的加工润饰，它的突出特点是精警凝练，言简意赅，处处闪烁着哲人的智慧。
　　富于形象性是《老子》散文的另一个特点。作者常常从习见的事物中引申出哲理，更善于把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
　 《老子》的另一个特点是文多用韵，句多排比对偶。

仁政的实质是“保民而王”，即爱护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孟子不止一次地描述过自己的具体主张：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教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提出这样的主张，是看到当时百姓因失去“恒产”而冻饿致死或犯罪受刑，因此他提出要先从经济问题入手，使百姓有自己的产业，在保障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再进行礼义教化，引导他们向善。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无敌于天下。

参见教学内容。

孟子生于百家争鸣最激烈的战国中期，他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一面积极劝说各国当权者，一面与其它学派展开论争，在当时有“好辩”之称，见诸于文章，也就表现出浓厚的论辩色彩和高超的论辩艺术。
　 《孟子》中有些发表正面见解和文字，能够围绕中心观点，严谨细密地展开论述。在论辩中，孟子善于抓住对方心理，因势利导，诱其就范。孟子还常常采用迂回战术，先设好圈套，让对方钻进去，然后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

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的思想。《左传》以肯定的态度记载了那些民重于天、民重于神的进步观点；书中进宣扬了民为邦本，民重于君的思想；从民本思想出发，作者把对民的态度作为评价人物的重要标准。书中多方面揭露了“残民”、“困民”的统治者，赞扬了“恤民”、“用民”的政治家。

庄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人民淳朴自然，无知无识，人类与动物平等地生活在一起，互不妨害。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国家制度，没有君臣等级，没有邪恶与争斗，当然也就不区分君子和小人。庄子赞美这样的社会，并非真的要人类回到文明尚未出现的蒙昧时代，而是提倡一种顺应人的本性的自然无为的生活。他主张，人应当超越于社会规范之外，率情任性地去生活，“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

参见教学内容。

庄子把现实中无法解释而又无法解脱的痛苦看作“命”。“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达生》）面对人生的穷达祸福，庄子主张采取“安命”的态度：“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这种一切听任命运安排的主张排除了任何主观的努力，使人在必然性面前无所作为。但它引导人们在明知灾祸不可抗拒的情况下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在遭遇不幸时主动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所谓齐物，就是否定和抹煞事物之间以及物我之间的差别，反对人为的价值判断，例如是非、美丑、大小、荣辱等。庄子这些相对主义的观点有其荒谬的一面，但同时也启发人们打破一成不变的认识角度与价值标准，不要拘于世俗的成见。庄子把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看作变化无穷，生生不已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他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这种观点中，包含着对生命现象和万物变化的理性认识。它带来了对生死寿夭的达观态度。
　　庄子提出空空如也命与齐物是为了摆脱人的生存困境，寻找精神的归宿。

参见教学内容和经典解读。

（1）《庄子》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浓郁的抒情性。写出了他在人生旅程中的苦闷、求索、孤独与悲凉。
　　（2）《庄子》哲理与诗意的交融还表现在对理想境界的描写与歌颂。庄子渴望摆脱丑恶的现实，进而摆脱一切束缚，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他热情讴歌至高无上的大道，描写体道、得道的情景，形成了诗意盎然的艺术境界。

庄子主张齐物，他经常启发人们突破僵化的思维模式的束缚，克服“成见”、“成心”，达到精神境界的绝对自由。
　　 庄子还看到人们总是受思维定势的束缚，他主张用多种尺度对同一事物作多侧面、多角度的透视，而不要拘执于一成不变的眼光。为了打破思维定势，庄子常常打破由已知推论未知，以自己揣度他人的常规性思维方式，怀疑常识常理的普遍性，揭示主观经验之片面。
　　 庄子又善于运用逆反思维，常常站在传统观念的反面，提出新奇的看法，庄子这种逆反型的思维把人的思想引向与习惯相反的方向，导致出人意外的奇思遐想。
　　 庄子奇诡玄奥的哲学思想和突破常规的思维方式，有力地激活了他那葱茏的想象力，构成了全书恣肆闳丽的艺术特征。

庄子大量运用寓言进行创作，有着明确的目的。他认为人们对事物的奇妙体验和思想的精微，都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所有写在书本上的东西，都只不过是前人留下的废物而已。他又指出，语言是用来达意的，但意所把握的东西总是难以言传，因此，他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言的目的是体悟大道。因为大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让人们领悟这不可道不可言的大道，就要找到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即寓言。
　　寓言成为庄子表达哲学思想和人生体验的主要手段，是庄子构建其理论大厦的基本材料。庄子的寓言往往具有浑沌、恍惚的特点，意蕴丰富，难于确指。他在运用寓言时往往不把寓意点明，而是让读者去“得意忘言”。这样，人们就可能在原有的寓意之外，领悟到更为丰富的内涵。《庄子》的寓言以叙事精彩见长，其中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有细致逼真的描绘，能以生动的形象和意趣去感染人、征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