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带有鲜明的大一统时代的特点。先秦文学中那种明显的地域差别消失了，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作品以更块的速度互相融合。
　　大一统的局面造成了一种恢宏开阔的时代精神，人们踔厉奋发，积极进取，重视名节，普遍带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有一种雄骏豪迈的气概。这种时代精神在汉代文学中表现为赋予气势和激情、浑厚朴拙、奇肆雄健的审美特征。
　　在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的局面下，统治者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建设，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在大一统局面下，很多知识分子感到行动不自由，思想受限制，有一种有志难伸的压抑感，因而出现了一批感慨怀才不遇的作品。
　　统治者为统一思想，提倡经学，读经仕进成为文人的普遍追求。这种情况对当时的政治、文化、文人的思想及其创作都平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两汉时期，文学开始表现出与学术脱离而走向独立的趋势，人们在观念上开始把文学和学术著作加以区分，出现了“文章”和“文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前者指讲究文采辞藻的作品，后者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在刘歆《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都设立了《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想并列在分类上把诗赋与学术著作区分开来。通过总结辞赋的创作，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注意到辞赋的形式美的特点。
　　两汉时期，人们对文学的兴趣空前浓厚，喜爱歌舞和辞赋成为一时的风气，出现了一些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史记》和《汉书》都曾为西汉著名文人立传。《后汉书》则在《儒林传》外另《文苑传》，用以记载重要作家的事迹。
　　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某些统治者非常喜欢文学。他们大力招揽文士，鼓励创作，形成了一些文学创作中心和较早的文人集团。这些文人在一起同气相求，交流切磋，促进了创作的繁荣。

参见教学内容。

首先是出现了一批直接为朝廷歌功颂德、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品。其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这些作品站在官方立场上，为现行政策辩护。但它们写得辞藻艳发，气势不凡，虽属歌功颂德，却又不全是阿谀，客观上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汉王朝空前强盛的局面。
　　其次是出现了一些感慨士之不遇，抒写牢骚不平的作品。这一时期朝廷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逐渐结束了百家并存和诸侯国养士的局面。文人的实际地位下降了，很多作家感到备受压抑，有志难伸，因而在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愤懑抑郁之情。代表作品有东方朔和司马迁。
　　另外，随着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一些作品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种典雅醇厚，坐而论道的儒者之文。代表作家就是董仲舒。

参见教学内容。

《论衡》以“显实诚”，“疾虚妄”的战斗精神，批判当时的神学迷信，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见解。其文章平易畅达，旁征博引，反复辩说，敢于分析百端，独抒己见，甚至“有所发擿，不避上圣”。作者虽不十分注重文采，但文中仍有不少精妙的比喻，间以灵活多变的偶句和韵语，再加上感情充沛，读起来便显得酣畅流利，节奏铿锵。

《汉书·艺文志》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里所说的赋，就是先秦典籍中谈到的赋诗。所谓赋诗，是一种不配乐歌唱的口头诵读。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因此被称作赋。
　　最早的散体赋可以追溯到宋玉和荀卿的作品。荀卿的赋采用隐语的形式，宋玉的赋很像战国散文，特别是当时的游士之辞。隐语和战国散文也就是散体赋的起源。另外，赋在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诗经》和楚辞的影响。散体赋主要是在上述作品的基础上，经过荀卿、宋玉和汉代作家的创造，发展演变而成的。

（1）普遍采用虚构人物进行主客问答的方式，引出后面的大段描写；末尾又总是以一方压倒一方而结束。
　　（2）赋的中间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对事物进行穷形尽相，绘声绘色的描写，极力表现客观对象广阔性、无限性、丰富性，渲染其种类之多、形态之美、变化之繁富，场面之豪奢。从而形成宏大的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和惊心动魄的气势。
　　（3）辞藻丰富华美。作者常常在赋中堆砌大量生僻的词汇，又喜欢把很多同一偏旁的字罗列在一起，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句式以散体为主，灵活多变，但也有不少四字句和骚体句。句子的节奏感很强，有的地方还押韵，非常便于诵读。
　　（4）结尾往往寄托一点讽谏，但这种讽谏的效果非常微弱，完全被前面的大段铺陈描写所掩盖，很难被欣赏者的发现。

参见教学内容。

参见教学内容。

可结合贾谊《鵩鸟赋》、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嫉邪赋》。

司马迁把立名当作最高的人生追求，他认为为了实现最高的人生目标，可以不顾世俗观念的束缚，可以隐忍苟活。他认为历史上的著名作者都是作者在逆境中发愤而作，因此，他把著述当成实现人生价值，与现实抗争的手段。他写作《史记》，不光是为了记载历史，而且要通过《史记》一书，全面总结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考察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创立自成体系的思想学说。带着这样的目的，他发愤著书，用《史记》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参见教学内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包括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本纪是全书的纲，它以王朝和帝王的更替为线索，按年代记载各个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世家记载有爵位封地，世代相传的家族的历史。列传是各种人物传记，其中所记载的人物，都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就是品行高尚，卓异出群，有志向、有才干，能不失时机地建立功业，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表分为世年表和月表，它按年月顺序，提纲挈领地列举历史大事，以便更清楚地表现历史发展的线索，补充本纪、世家和列传的不足。书分门别类地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具有专门史的性质。

司马迁在考察历史发展原因的时候，非常重视人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的变动、事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天。司马迁也非常重视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用经济的发展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又进一步从经济的角度来记载汉代政治的变迁。
　　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鲜明的思想倾向。他看到统一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大力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
　　上述几个方面，表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深湛见识和进步见解。

所谓“是非颇谬于圣人”恰恰说明司马迁能够独立思考，不以统治者的是非标准为取舍。

司马迁继承了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他敢于真实地记载历史事实，无所畏惧地暴露与批判，特别是敢于暴露当代统治者。司马迁的记载又非常实事求是，他不因自己的主观好恶而改变历史事实。

司马迁精心选择提炼最能表现主人公思想性格的材料，写到传记中，而不是平铺直叙的去罗列人物生平。有些人物的事迹很多，并且都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不好略去不写，司马迁就采用“互见法”，在一篇传记中集中笔墨交代与人物主要性格有关的事迹，而将与此关系不大的材料放到其他有关传记中，使其主要性格更为突出。
　　司马迁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让各种人物作充分表演，通过他们自身的语言、行动展示其性格特征；善于在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通过不同性格的相互碰撞，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司马迁还运用一些生活细节和传闻轶事来刻画人物。

《史记》融注了司马迁的审美理想，带有汉武帝时期散文的其本特征。在时代风气的感染下，司马迁怀抱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他向往奇伟不凡的事物，崇拜英雄。但在汉武帝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局面下，又感到备受压抑。因李陵事件受宫刑的遭遇，更使他认识到封建专制的残酷，胸中积满了悲愤。他对悲剧有着深切的内心体验。在表现人物悲剧命运时，司马迁极力展示他们的个性与环境的尖锐冲突，展示他们剧烈的内心冲突。他还常在文中夹叙夹议地直抒其情，其感情也带有怨怼愤激，异常强烈的特点，表现了自己激荡不平的内心世界。其作品打破了儒家提倡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美学传统，带有一种狂飙雷电般的力量，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

参见作品讲析。

参见作品讲析。

《汉书》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在体制上基本上承袭了《史记》，但又有所改变。首先是取消了“世家”，把它们并入“列传”。这反映了汉代的诸侯王已不同于先秦诸侯的现实，也表现了班固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态度。其次是根据以大汉王朝为正统的思想，整齐了体例。例如《史记》把项羽列为本纪、陈涉列为世家，《汉书》则合为《陈涉项籍传》，《史记》把吕后、惠帝分别列为本纪，《汉书》则只保留《惠帝本纪》，把吕后的事迹并入其中，不再另立本纪。另外，《汉书》改《史记》中的“书”为“志”，并增加到十篇。

（1）　班固生于东汉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儒家的正统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班固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人物，《汉书》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主要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这一点是与《史记》不同的。
　　（2）《汉书》另一个思想特征是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大汉王朝的正统地位。书中高度评价汉朝的历史地位，热情赞颂为汉朝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皇帝和大臣，这是班固以史家的目光考察历史的发展，得出的客观公正的结论。
　　（3）《汉书》记载和歌颂了一批有爱国思想，有坚贞节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物，反映了国家强盛时期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以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班固对忠君爱国思想行为的褒扬，同样也有着维护国家统一，弘扬民族正气的成分。

班固继承了司马迁在叙事中注重人物刻画的传统，常在传记中通过富于个性特征的行动和语言突现主人公的思想品质，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汉书》不像《史记》那样雄肆奇崛，骀荡疏宕，而带有典雅浑厚、细密详赡的特点。班固在叙事中往往不动声色，侃侃而谈，但通过具体而微的描写、生动传神的细节，把人物的个性、神情、心理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

《汉书》中增设了一些记载学术活动和文人事迹的传记；在有关传记中增加了关于学术的记载；又非常重视探讨学术源流。书中的十“志”，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其中补充了很多重要资料，更为注意在学术发展上溯本穷源。根据刘歆《七略》创立的《艺文志》，详细叙说了古代典籍的流传散聚，论述了各类作品的源流及功用，为研究古代学术和文学提供了重要参考。《汉书》的人物传记中大量收录了主人公的经世之作和辞赋，是重要的学术资料。

参见教学内容。

参见教学内容。

参见作品分析。

在汉代，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官署。其中制作和收集的曲辞，当时称作“歌诗”，到了六朝，便被称作乐府诗，于是乐府便成为一种与音乐有关的诗体名。唐代以后，乐府诗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了乐府机关中搜集的诗歌及文人仿制的入乐与不入乐的作品。宋、元时期，也有人称词、曲为乐府，与乐府诗是两回事。

汉乐府民歌最突出的特点是叙事性。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较为完整的情节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作者特别善于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表现其性情；注意从不同角度刻画人物形象。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质朴自然，生动活泼，富于生活气息。
　　汉乐府民歌中的有些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汉乐府民歌的形式灵活自由，篇章句式变化多样。它们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创造了包括四言、杂言和五言的丰富的诗歌体裁。

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优良传统，它的大胆反映现实的精神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
　　汉乐府民歌大大发展了我国的叙事诗，它的以事成篇、即事见义的表现方式和叙事写人的技巧都被后代作家继承和借鉴，成为乐府诗的共同特征。
　　汉乐府民歌的诗体形式也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的五言诗直接影响了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杂言诗也成为诗歌史上的一种重要体裁，长期被后代诗人所运用。

参见作品分析。

参见作品分析。

参见作品分析。

西汉时期，已出现了五言的歌谣谚语。这些作品逐渐受到了文人的喜爱和重视，一些作家开始模仿它们写作五言诗。到了东汉初期，文人五言诗便出现了。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就渐渐多了起来。

这一时期，宦官、外戚专权，士族官僚垄断仕路，特别是经过党锢之祸的打击，广大文人对现实极度失望。在他们的诗作中，人们已看不到西汉作家那种豪迈奋发的进取精神，也没有什么对现实的直接抨击。回荡在这些作品中的主旋律，是对人生失意的悲叹。它们普遍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很多作品直接抒发了一种生命短促、人生如寄之感，或主张珍惜荣名；或鼓吹及时行乐；或宣扬玩世不恭，或表示要驰骛利禄，体现了作者不同的处世态度。这一时期，大量下层文人为谋官求职背井离乡，到处奔走，《古诗十九首》中有一些作品写出了他们的飘泊之苦，思乡之切，或表现了家中妻子的孤凄哀怨，抒发了离愁别恨。另外由于很多人在现实中饱偿了人生况味、世态炎凉，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感慨知音难遇，抱怨朋友无情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传统，又从乐府民歌中汲取了营养，作者运用各种方式巧妙地抒发感情，创造了浅近真挚而又深切感人的艺术精品。有时作者淋漓尽致地直抒胸臆；有时通过某种生活情节和人物行动来抒写胸怀。作者善于通过环境和景物酿造气氛，烘托感情。作者在诗中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努力造成言简意深、含蓄无穷的艺术效果。

参见作品讲析。

诗的语言浅显生动，尤其是叠字的运用生动巧妙。这些叠字从不同角度刻画了织女的形象和她的生活环境，富于表现力；同时，它们平仄相间，清浊相配，用在诗句的开关，产生了悦耳的音乐美。

此诗用环境和乐曲烘托弹曲者的形象，又用弦歌声把两个主人公的感情沟通起来，产生奋翅双飞的理想。以虚写实，神韵缥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