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学的自觉首先表现在文学从学术和应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
　　文学的自觉还体现在文学意识的觉醒与成熟。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教文学观的限制，重新思考原来只是“六艺附庸”的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和价值，探讨文学创作和接受的规律，提出一定的艺术准则并且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学思想和观点。文学创作完全脱离了政治教化和导扬讽谕等功利目的，变成“寓目写心，因事而作”，也就是个人情感的抒发。
　　文学的自觉还体现在文学理论的成熟和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文学理论专论和专著，在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占在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大分裂的时期。社会各阶层人士都以各种方式饱尝了人生的不幸。
　　这又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动摇了，老庄和佛教、道教的思想大为流行。人们的价值观、人生态度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精神迷罔的同时，社会的精神生活也在日益丰富。
　　这一时期对文人生活影响巨大的另一社会现象是门阀士族的出现。士族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在经济上凭借雄厚的庄园经济实力，过着极其优裕的生活。这种情况造成士大夫阶层略事功而崇尚精神的倾向，文学修养极受重视，习文成为一时风气。
　　重文的风气与士族文人的优裕生活条件相结合，导致文学创作和欣赏成为士大夫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文人集团和文人交游又成为这种活动的载体。

“风骨”一词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先提出的，“风”主要指内容方面的感染力，“骨”主要指语言方面刚健有力。“风骨”并非专指建安文学，但后来人们却以此来形容建安文学的特征。具体来说，建安风骨主要是指当时的作家在作品中大力表现时代苦难、民生忧患以及自己削平战乱、恢复国家统一的抱负，作品内容充实，感情浓郁，形成慷慨悲凉、刚健清新的风格。
　　上述特点的形成与时代有关。《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的思想不拘一格，除信奉儒家思想外，又崇尚道家自然之旨，术兼名法，影响了当时的士风。他不仅自己在创作上有卓著的成就，而且大力招揽文士，鼓励创作。在曹操的带动下，建安作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时序》）形成浓厚的文学创作风气。曹操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是建安文学局面的开创者。
　　曹操诗歌的总特点是慷慨悲凉，古直沉雄。诗中表现了汉末的时代苦难和诗人的理想、怀抱以及内心苦闷。语言质朴自然，苍劲有力，感情深沉，气象雄浑。
　　曹操散文的基本特点是清峻、通脱，表现了他的思想和人格。他那些与政治无大关系的文章笔锋常带感情。

曹丕诗歌的特点是抒情性强，体物入微。曹丕善于通过环境景物的描写来烘托渲染气氛，造成凄婉悲凉的抒情氛围。同时又善于揣摩他人心理，通过行为动作的刻画和直接抒情，细致逼真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辞藻华美，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朴茂。它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艺术风格的转变。
　　曹丕的散文成就主要体现在书信、论文等作品。其特点是自然通脱而趋向于平易，笔锋常带感情。曹丕还有一些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它们不仅具有抒情化、世俗化的特点，而且善于叙述和描写，笔触生动，颇富情趣。

七言诗。

参见教学内容。

《洛神赋》辞采流丽、境界缥缈，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这篇赋充分发挥了散体赋善于描写形容的特长，同时又深情绵邈，感人至深。赋中的比喻极为形象生动，语言丰富华美而又自然流畅，毫无堆砌艰涩之感。

曹植的散文代表了当时通脱自然而任才使气的一派。曹植的性格行为有豪纵不羁的一面，另外，又受儒家思想影响，追求建立功业。这使他的文章充满了豪放之气。他的几篇代表作如《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等都能以气运词，颇具文采和真情。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是王粲。王粲的诗生动体现了建安诗歌关注现实人生，慷慨悲凉的特点。王粲是文学史上杰出的大赋家。他在汉末赋风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善于表现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同时他又善于创造艺术境界，把主观之情与客观之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对景物的描写中传达出独具个性的情绪和体验。

参见教学内容。

五言《悲愤诗》是一篇长达五百四十字的长篇叙事诗。诗中叙写作者在汉末动乱中的遭遇，生动再现了时代的苦难和个人的不幸，抒发了强烈的悲愤之情。这首诗以叙事见长，同时又带有强烈的抒情性。作者善于把深刻的内心体验和典型的生活场景结合起来，给读者造成巨大的心灵震撼。

《咏怀》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是阮籍全部思想和人生追求的一个缩影，主要表现为：浓重的忧惧和苦闷；批判现实，讽刺世态；感慨生命短暂，思考人生出路。
　　《咏怀》在艺术上的成就：诗中大量采用比兴、象征、借古喻今的方式以及游仙的题材来抒发感情，形成了言近旨远，含蓄蕴藉的特点。《咏怀》中采取了一种体验生命、思索玄理的抒情角度，因而使这些作品旨意遥深，带有浓厚的哲理意味。《咏怀》多方面继承了前代诗歌的艺术成就。它有着《风》、《雅》的比兴与哀怨、《离骚》的绚丽与幽愤、《庄子》的哲思与奇想，更有汉末文人五言诗的强烈的抒情性。其风格具有多样性的统一。

参见教学内容。

参见经典选读。

嵇康与吕安被杀，向秀于无奈中入洛，接受司马氏的官职。《思旧赋》作于入洛途中，是为了怀念嵇康和吕安而作。赋中并未详尽铺叙嵇、吕二人的生平，也没有具体表现“曩昔游宴之好”，而是围绕听到笛声，“感音而叹”下笔，写出了在特定情景下的心理体验。在这浓厚的怀旧之情中，分明流露出感于魏晋易代的“黍离”、“麦秀”之悲。那难于言说的惆怅与悲慨，就寄托在对往昔的追寻之中。

见教学内容。

《咏史》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其诗感情充沛，意气风发，气势雄健，慷慨淋漓。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历史人物形象相辉映，有高视千古，睥睨四海的傲岸之气。
　　“风力”的内涵近于“风骨”，主要是指感情充沛、气势强劲，有强烈的感染力。钟嵘认为《咏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是“五言之警策”，认为它体现了“左思风力”。

郭璞的《游仙诗》不像传统的游仙诗那样描写神仙和仙境，而是抒发个人情感，表达隐逸山林的生活情趣。钟嵘《诗品》中认为其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懍咏怀，非列仙之趣。”此即其创新。

东晋时期，文人滋长了偏安心态，追求苟安享乐。崇尚清谈的风气更盛于西晋，玄风大炽。清谈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合玄学家和诗人于一身。影响到当时的文学，遂产生了玄言诗赋。玄言诗即以诗讲论玄理，或以玄理入诗。其代表人物有孙绰、许询等。

陶诗的艺术特色首先是“真”。诗中表现诗人真实的生活，真诚的思想，毫无矫饰做作。诗中抒发真实的感受，真切的体验。由于是亲身经历的生活、发自内心的感受，全从体验中来，因此有一种人不及知而我独知之妙。诗中还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真率的个性。
　　陶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平淡。诗中写平常普通的生活内容，表现平和宁静的心境，很少出现人与外在环境的剧烈冲突，没有强烈的大喜大悲，更没有文人陈陈相因的满腹牢骚。诗的形式平易朴素。“文体省净，殆无长语”（钟嵘）。少用比兴，多用白描手法。不事雕琢，少用对偶，无繁词赘句。
　　陶诗另一个特点是平淡而有味，意境悠远，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诗中包含人生与宇宙的哲理，情、景理高度融合，耐人寻味。

这篇文章平易朴素，如同陶渊明的一贯风格。文中主要用白描手法，描写了桃花源中的优美环境和淳朴民风。情节曲折新奇，实为小说，但也反映了陶渊明的理想。这种理想近于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

山水诗是继玄言诗之后出现的，但它的兴起与道家思想特别是玄学的流行有关。
　　当时的文人大都崇尚老庄，追求个人身心的自由而鄙视事功，山林正是在社会束缚之外而给人带来自由快乐的场所。由追求闲适自由而厌弃官场，醉心山水，乃至希企隐逸，是山水题材进入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玄学引导人们去体悟宇宙本体，本体的本质特征是自然。本体的本质力量体现在寻常万物之中，尤其体现在社会以外的天地山水之中。玄学启发人们从观照山水景物中去体味自然的力量，从而把山水景物当成自然的同义语。

 （1）.在写景中有不少说理的成分，善于寓理于情，融情入景，达到情、景与理的和谐交融。
　　 （2）.善于经营画境。以画家的敏锐感受力去捕捉和表现山水景物的审美特征，其山水景物具有远近、明暗、疏密、浓淡、虚实的种种对比关系，同时又和谐和一致。不仅绘色，而且绘声，声色交织，从总体上传达出山水给予人的主观印象。
　 　（3）.总体风格清新自然，但又讲究对偶与辞藻，精于锤炼字句。其诗多有佳句。

首先是大量创作乐府诗。
　  其次是作有较多的七言诗。此前七言诗作者寥寥，作品不多。鲍照乐府诗中有较多七言，对七言诗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其诗风俊逸雄迈，华而不弱。杜甫《春日忆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六朝人为清新易，为俊逸难。实由其为人体气豪迈，多不平之气。《南齐书·文学传》称其作品“发唱惊挺，持调险急，雕藻浮艳，倾炫心魄。”其诗追求奇险艳丽，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赋中描写广陵遭受战乱之后的残破景象，抒发了乱世中特有的深深的人生感慨。赋中大量采用对比的手法，把广陵的今昔加以对照；又充分发挥赋的特长，极力铺陈渲染；感情强烈，悲慨淋漓，“驱迈苍凉之气，惊心动魄之词，皆赋家之绝境也。”（《古文辞类纂》）

“永明”是齐武帝萧賾的年号。永明末年，诗坛上出现了一种自觉运用四声规律，讲究声调对偶的新体诗歌，被称作永明体。
　　永明体是在音韵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永明年间，发现了四声的区别，沈约等人开始自觉运用四声规律写诗，沈又提出运用四声规律应避免八病：平头、上尾、峰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永明体的主要特点是讲究音律的协调、对偶的工整，自学地运用四声的规律，避免“八病”，同时也有缘情、清丽、用典等特征。新体诗已成为律诗的先声。它是古诗和近体诗之间的过渡。

他发展了山水诗的艺术技巧，其山水诗“清机自引，天怀独流，状景必幽，吐情能尽”（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20）。善于以情入景创造意境，较谢灵运前进了一大步。
　　他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其诗不仅讲求声韵之美，而且追求自然流利，自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其隶事、对偶、声律、辞藻的运用，不独趋于圆熟，简直更入化境。
　　他还有一些新体小诗，学习南朝乐府民歌，已露出唐人绝句痕迹。

宫体诗是梁武帝后期出现的一种新体诗。它的代表作家有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以及宫廷文人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宫体诗的特点是：1、声韵、格律比“永明体”更严密精致。2、风格秾丽，非常重视藻采，讲究雕章琢句。3、内空狭窄、肤浅，以写艳情和咏物之作为多，也有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可谓“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漫藻，思极闺房之内”（《隋书·经籍志四》）。

有吴均、何逊、阴铿等。

骈文，也称骈偶、俪文、四六等，是一种通篇对偶或以对偶句为主构成的文章。这种文体与自由抒写的散文相对立而存在，表现出形式、情调和风格上的明显不同。具体来说，它在体裁上有三个基本特征：
　　（1）、讲究句子的对偶。定型化的骈文又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因此又称作“四六文”。
　　（2）、重视藻采和用典，形式华美。
　　（3）、讲求声韵之美，特别是注重平仄的合理搭配，以造成抑扬铿锵的节奏感。

见教学内容。

庾信早年是个宫体诗人，他当时的作品内容空洞，风格华靡，但技巧相当纯熟。流落北方后，他的创作风格一变而为沉郁、苍凉。作品的内容除了乡关之思，还有乱离的现实以及对早年生活的追悔。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这些话概括了庾信后期创作的特点

庾信晚年诗赋的风格特点是沉郁苍凉，清新老成，代表作有《拟咏怀》、《哀江南赋》等。

《水经注》的的写作特点：
　　（1）、文中包含着作者的细致观察，能够运用多种手法，突出山水景物的特点，描写细致入微，逼真传神，避免了概念化、类型化的描写。
　　（2）、在写景中突出人的审美体验，或写自己的游览经历，或叙他人的评价、体会，能够生动传达出山水景物给人的印象、感受，往往有情景交融之妙。
　　（3）、语言精彩生动，清绮淡雅，句式以散体为主，简短灵活，流畅自然，形成简练精粹、清拔隽永的文章风格。
　　《洛阳伽蓝记》的写作特点：
　　（1）、运用生动的笔墨，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建筑之美，间以动态描写，绘声绘色。把本来属于说明文的建筑记，写得生动传神，曲尽其妙。
　　（2）、在写建筑时兼记掌故，记事简练、深婉，意味深长，尤其善于描写细节和场面，注意表现人物性格。
　　（3）、句式以散驭骈，骈文成份较多，行文简练隽永。
　　《颜氏家训》的写作特点：
　　（1）、风格平易、恳切、质朴、自然，侃侃道来，语重心长，毫不造作，符合对后辈讲话的口吻。
　　（2）、在叙事中重白描，不加夸饰，但笔墨间常带感情，寥寥数语，便极具讽刺性。

南朝乐府民歌内容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民歌多方面地表现了北方人民的生活及当地的自然风光；南朝乐府民歌风格柔婉缠绵，清新艳丽，北朝乐府民歌粗犷豪放，质朴直率。两地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的差异是形成上述差别的原因。

2.简析《西洲曲》的艺术特色。

从这些小说的内容和记载方式来看，它们仍未超出史家记事的范围。不仅轶事小说的记载局限于真实的人物，即便是志怪小说，虽多怪异之事，也是本着据实而录的原则加以记载，并未将它们当成自觉的创作。魏晋南北朝小说的这种性质，限制了作者的艺术才华，使他们始终未能摆脱实录的束缚，大胆地进行艺术的虚构和生动的描写。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汉末魏晋名士的言行。书中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名士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编者对名士的人生态度和文化趣味表现出浓厚的赞许。鲁迅称此书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